真正被打工人痛恨的事，一边要求九九六，一边恨不得职工每个月只拿九百九十六块。
把工钱提高了，自然能招到人。
真的，现在的工人，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工人，当真相当能吃苦。
比如说她舅舅舅妈，在周镇工厂上班的时候，碰上旺季，起早贪黑的加班。一个月多出三四十块的奖金，他们能开心得要命。
只恨不能天天加班。
就是基层劳动者最简单的心态，多干活没问题，辛苦也没问题，只要钱到位，一切都好说。
除了推销云锦定制服装之外，王潇还接了10单中介生意。
什么单？当中人帮倒爷倒娘介绍买商铺呗。
眼下苏联刚解体个把月，莫斯科的倒爷倒娘尚处于游击队状态。
大家常规的经营模式是凌晨三四点钟从旅馆出发，带上手推车载着货物到自由市场占据好位置，卖到天黑收摊回旅馆。
这么做能挣钱吗？能，非常能。谁让俄联邦乃至整个独联体国家区域都缺乏轻工业品呢。
但正因为太挣钱，做久了，想长长久久经营这门生意的就计划鸟-枪换炮了。
尤其在他们看到华夏商业街的火爆之后，更加坚定了不少人想盘店固定做生意的心。
可问题在于，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把商店搞到手啊。
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甚至连一句俄语都不会说，遑论了解俄联邦的私有化政策呢。
那他们为什么不像莫斯科本地的老华侨跟华人求助？别说不是一路人，做生意的能在一家饭店吃饭，那都算熟人！
咳，这件事情就有点尴尬了。
莫斯科上了年纪的华侨华人不多，且九成以上都是当年滞留未归甚至主动向苏方投诚的留学生。
1960年中苏闹翻的时候正值国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他们当中不少人是从国家领导招待他们的饭菜的简陋状态，意识到了国内经济状况不好。后来哪怕国家主席亲自给他们写信，请他们回国，他们也拒绝了。
当然，要问他们现在后悔不后悔，十之八-九是不后悔的。按照他们的说法，给他们写信的国家主席都被弄死了，何况是当时回了国的他们呢。
但不管他们后不后悔，他们在苏联的日子都谈不上多畅快。
监视，秘密警察几十年如一日的监视从未消失。
冷遇，永远进入不了重要工作岗位的边缘化始终存在。
故而尽管现在俄联邦政府已经放弃了对他们的监视，但他们依然不乐意跟政府机关打交道，也缺乏这方面的门路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王潇这个成功的先行者自然成了大家眼中的指路明灯。想留在莫斯科大展拳脚的倒爷倒娘都希冀从她这儿取到真经。
他们要求也不高，如果三百平方米的商店就行。
现在天寒地冻的，在露天市场摆摊实在太折磨人了。
王潇痛快答应：“行，那我给你们问问莫斯科市政府。”
她是真欢迎同胞留下来扎根发展的。
因为从打游击变成阵地战，就意味着经营者必须得注重自己的口碑，更关注产品质量。
否则你卖的货不行，人家能直接找你算账的。
这样的人越多，进入莫斯科的华夏商品的整体质量就越有保证。
大环境好了，吃这碗饭的人才能挣到更多的钱。
菜鸡互啄永远没有前途。
当然，她如此热心，还有个原因。
倒爷倒娘买商店是愿意掏美金的，她当中间人倒成卢布支付，好歹能多消耗掉点卢布。
蚊子再小也是肉嚒。
王潇认认真真地记录下来大家对商店的需求，又笑着保证一定会抓紧时间，这才打招呼去了最后一个小厅。
这里的知识含量应该是一溜儿的小厅最高的地方，因为里面坐着的有在莫斯科做调研访问的学者，也有使馆的几位工作人员。
后者不说了，工作需要，过年也回不了家。
可要问前者为啥没回国？难道是因为请不了假吗？
非也非也，这跟现在微妙的国际政治气氛有关。
有的学者原本不是研究东欧苏联问题的，但苏联解体时他（她）刚好人在这边。对扎实搞社会调研的人来说，他们怎么可能错过这种千载难逢实地调查的机会，故而干脆留下了。
至于为什么过年都不回去？因为他们害怕回去就出不来了啊。
这还不是他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类的，而是现在国内也很紧张，各家单位都在搞一轮接一轮的政治学习，生怕发生叛逃事件。
出事了，领导可是要负连带责任的。
大使馆今天常规是要组织莫斯科的留学生过年的，所以出来吃饭的人很少。
他们也很谨慎，不管桌上的人说什么，都保持倾听的姿态。
王潇他们敲门进去的时候，里面正有个女同志在抱怨：“俄联邦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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