绿皮火车。但在长沙站，我就下了车。一路向南，直到今深圳河边。在那一刻，我突然想笑。我想起昔年父亲率部跨过鸭绿江，是何等的气吞万里，而他的女儿，现在却像一只落水狗一样，泅渡到对岸敌人的怀抱。
我像一截烂木头一样漂了一夜。待爬上满是淤泥的滩涂，我跪地呕吐。抬眼望去，彼岸是死一般漆黑的深圳，而我的身后，则是那片曾被我们视作洪水猛兽的、属于封资修的辉煌灯火。
除了这条命，我一无所有。我没去找任何人。我不想欠债，更不想欠情。我在九龙寨城的牙医黑诊所里打过杂，在深水埗的胶花厂里穿过珠子，在湾仔的大排档里洗过碗。这里的人叫我“大陆妹”、“北姑”。白天我干活，晚上我去读夜校，去公共图书馆。
项廷，你无法想象我第一眼看到维多利亚港时彻骨的恐惧。我们自幼所受的教育，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们：资本主义社会万恶不赦，人民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可是当我坐着那辆没有顶棚的双层巴士，穿过弥敦道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大得像房子一样的广告牌上画着露着大腿的女人，街边的大排档挂着油光锃亮的烧鹅，那霸道的香味，让刚刚游过界河、尚是难民身躯的我，感到一阵眩晕。如果这就是水深火热，那我们过的日子算什么？
我读了奥威尔的《1984》。读到一半我就冲进厕所吐了。项廷，书里那个老大哥无处不在的世界，根本不是幻想，而是我刚刚逃离的现实。我读了波普尔，读了哈耶克。原来这个世界上除了阶级斗争，还有契约精神，还有天赋人权。我看报纸，报纸上居然有人在骂港督，骂英国女王。我吓坏了，我问，这个人会被枪毙吗？工友像看痴儿一样看着我，说，他骂得有理，港督还要出来道歉呢。我才发现自己不仅是井底之蛙，还是一只被蒙住眼睛、塞住耳朵、只会呱呱乱叫的可怜虫。
日子久了，我开始学着喝加了冰块的丝袜奶茶，换上了收腰的洋装连衣裙。记得有一回，电影正片放映前插播了一段新闻片，关于美国人登月。当阿姆斯特朗在月球荒原上踩下那枚脚印时，全场的香港人都起立鼓掌，我坐在黑暗的角落里眼泪洗面。当我们在为了一句话、一个袖章颜色而把老师打死、把文物烧毁、把科学家关进牛棚的时候，人家已经把人送上了月球。陆峥是对的。他总是仰望天空，是因为他早就知道，那浩瀚天宇才是人类该去的地方。
我在香江之畔寻得立锥之地，勉强安顿下来。好不容易才攥住的一点自由，只要不回头，便无人能抓住我。我可以在这里结婚、生子、经商，过上衣食无虞、脊梁挺直的日子。
直到一封加急电报辗转了七八个人手，一道催命符，拍到了我的脑门上。
云南建设兵团行了一次雷厉风行的底数大清查。他们按著名册一一过堂，自是查不到我档案里填报的那个接收单位，更没有化名“项燕”这个人。公函随即发回了北京街道办，寥寥数语，字字惊心：查无此人，疑似潜逃。
事态已然不可收拾。逃避上山下乡是思想落后，但伪造公文、去向不明就是严重的政治事件。街道办的人三度堵了家门，下了最后通牒：若项青云一周内不现身，便按叛国投敌论处。
一旦我被定性为叛国，你作为直系亲属，政治生命便就此断绝，少管所的高墙怕也要关你一关。
我辞掉了工作，将夜校的所有笔记付之一炬，剪去了那头稍显资产阶级情调的卷发，换上了我偷渡时穿的那件旧褂子。我不能让他们看出我在香港哪怕过了一天的好日子。我用粗盐搓自己的脸，一周水米未进，用石头磨粗了我的手茧。
海棠情欲